“围城”中的“历史人”——论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的伦理悖论及镜鉴意义

《围城》与《历史人》都是著名校园讽刺小说.其代表人物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都是生活在动荡时期相对平静的大学校园“围城”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言与行的矛盾、表与里的抵牾,在职场生涯中道貌岸然的显性身份表象与其庸俗无聊、滑稽可笑的隐性角色扮演形成的伦理悖论,无疑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和深刻的反讽性质.由于人物所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不同,其伦理悖论又各具特点,李梅亭身上散发出陈腐的朱熹式伪道学气息,霍华德·科克则是在激进外表下包裹着极端利己主义.李梅亭与霍华德·科克形象蕴含的伦理悖论在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典型性,其形象既为历史存照,也对今天重塑大学灵魂、重塑知识分子健全人格具有一定镜鉴意义.     

张爱玲“非启蒙文学”的几点认识

张爱玲通过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形成了注重日常生活描写、体现女性的生存态度、追求苍凉的美学风格的"非启蒙文学"路线,实现了从启蒙文学关注人生问题的表现到非启蒙文学关注人性问题的表现的转换,开拓了现代文学的意义创造空间。     

1950年代:“本质—特征论”文学定义的形成及影响

1950年代形成了"本质—特征论"的文学定义,即先界定文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再界定文学是用形象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生活、体现意识形态的特征。这一定义的思维方式是先界定事物的普遍性,再界定事物的特殊性,突出事物的普遍性关联,轻视事物的独特性质的揭示,使得文学研究本应着重研究文学的特殊性成为空话,不利于认识文学自身的规律。1980年代的文学审美论试图突破这种定义方式,但1990年代以来,反本质主义的文学语境论再次回到从事物的关联性定义事物的思维老路,文学自身本质问题受到质疑,弱化了文学与审美关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论林贤治散文及其生命体验

文章从生命体验角度,分析了林贤治对苦难的态度、对死生的思想、直面现实的责任感,进而剖析了林贤治对孤独的诉求与理解。     

历史面纱下的故国情怀——读梅村词有感

吴梅村是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其诗词历来被后人称赞。《风流子》这个词牌原多为香浓婉约,而吴梅村的《风流子·掖门感旧》却一改前人词风。本文基于他所处的独特时代及其经历进行赏析,并将其与同时代金堡的《风流子·上元风雨》进行对比;以其被举荐入清廷到其离京为时间线,挑选了其中头、尾的另外两首怀旧词,分析其共同点。     

《论语》中达官思想的现代启示

《论语》中多次谈到为政为官之道,孔子作为传道者,他对"达官"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要求。"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孔子对"达"的标准的阐释,不仅体现了他的仁爱思想和政治憧憬,更是从质直好义、察言观色、虑以下人三个方面对现今官员的行事作风给予启示。     

两种生态的和谐共生——浅论《边城》的生态意识

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一种在对环境负责的精神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沈从文的《边城》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湘西世界,其中的自然和人性之美达到了极致,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从生态批评角度来看,《边城》体现了美好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是沈从文对现世生态的担忧和对美好生态的期望。     

韵文兴衰与文学演进

本文认为中国文学史上韵文兴衰伴随着文学的演进。在这过程中文体的自觉和"文章不朽"论,对于人们高度注重文学形式有重要影响,促进了韵文的兴盛。而简牍、纸张的发明和以此为载体的书面传播则推动了散体文学的大发展,并促使散体文学的代表——小说的崛起,最终成为文学的主流。     

清代棚民问题侧论

农民背井离乡,到山间开垦并种植山地,开发种种山林资源,以谋生存,被称为棚民.清代棚民,数量庞大.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对棚民采取安辑的政策.棚民对山地等山林资源的开发,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对社会维稳和生态维护的两难选择,包世臣的应对策略,很有意义.